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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游記：一個意大利人在中國(圖)1404416640000來源:東方早報有0人參與卡薩齊是中國劇變的見證者。　　1973年的歐洲，平靜中有一絲躁動不安。　　冷戰還在繼續，但各方都在不斷適應和調整以應付新的國際環境。西歐和南歐各國經過1960年代的經濟增長，人均生產總額已經開始逼近美國，東歐集團的計劃經濟則瀕臨停滯。勃列日涅夫的蘇聯進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扼殺了“布拉格之春”。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淖。　　毛澤東的影響力在歐洲達到了頂峰，并直接導致了對蘇聯模式的失望，左傾的歐洲年輕人從毛澤東思想里看到新的出路。　　在遙遠的紅色東方國度，文化大革命正進入新的階段，與老大哥蘇聯的交惡，讓北京進入和西方的蜜月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國迅速地與一系列西方國家建交。歐洲年輕人終于有機會親眼見識這個想象中的烏托邦。　　這其中就包括23歲的意大利羅馬青年喬治·卡薩齊（GiorgioCasacchia）。那時的他或許沒有想到，他將和他聲名顯赫的同鄉兼前輩馬可波羅、利瑪竇一樣，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與這個龐大的東方帝國交織在一起。　　來中國　　40多年后，卡薩齊談起中國已經足夠平靜。　　他的中文發音標準，語氣輕柔溫潤。5月底，他已經離開中國，返回意大利，打算把《詩經》翻譯成一個更好的意大利文版本，還要去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繼續擔任中國語文學教授大，當然，還可以享受他熱愛的最正宗的意大利咖啡。　　那不勒斯東方大學（UniversityofNaplesLOrientale）建立于1732年，是一所擁有400多年歷史的古老大學，一直被視為意大利的漢學研究中心。　　“我是羅馬人，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小資產階級出身，父親是六十年代‘意大利奇跡’的小企業家。從六八學潮到七十年代反文化，一方面亂七八糟，一方面精神刺激很多……”卡薩齊說，“1960-1970年代中國在歐洲影響很大，主要是因為毛主義。歐洲青年對蘇聯社會主義很不滿，很多青年人都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才是一個左傾的出路，不是右傾的出路。對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并不了解具體的情況，但它的那一套理論聽起來很好。”　　當時，意大利的華人華僑很少，主要是從臺灣移民過去的。中國和意大利1970年建交之前，北京在羅馬只有一個聯絡辦公室，卡薩齊喜歡去那里找中國官員聊天，對方還給他看《人民日報》，這成為他了解當時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　　此外還有紀錄片。　　1972年，意大利現代主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和他的攝制組接受中國政府邀請，拍攝一部關于中國的紀錄片，《中國》因此誕生。卡薩齊也看過這部在西方和中國同樣毀譽參半的作品，“我們覺得（安東尼奧尼）對中國很友好，很可能是中國內部的原因，他本身肯定不會愿意批判中國。那時候我們都很羨慕中國，中國的共產主義那時候在歐洲人心目中是個出路，因為蘇聯的共產主義退化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國了。用一句當時流行的話說，歷史的車輪在另外一個方向。”　　卡薩齊1973年從羅馬大學（LaSapienza）東方學院哲學系畢業，拿到了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　　走下北京機場的旋梯，迎接他的是轟轟烈烈的批林批孔運動。他就讀的是北京語言學院中文系，這所學校也是中國當時唯一歡迎外國留學生的機構。當年實行的是開門辦學，卡薩齊有機會遇到工人和農民，他們都來學校上課。此外，留學生還要參加勞動，卡薩齊認為這些對他們來說很有意義。但也有很大的問題—接觸一般的北京人很難，卡薩齊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師和同學住在哪里，更不允許去他的中國朋友家作客。讓他感覺不舒服的還有一點，那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很少，卡薩齊出門的時候，一下子就會有幾十個人圍著看。　　學校的老師水平很高，但都很嚴肅。其中一個以后變成卡薩齊的同事，他們一起編著意漢詞典。雖然學校的學習環境很好，但學的都是官方語言，不學一般人說的中國話，都是政治、經濟、歷史方面的詞匯，日常生活的詞匯不多。當然，如此嚴格的訓練很有效果，一年后，卡薩齊已經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了。　　他的同學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留學生。卡薩齊最好的朋友包括：兩三個越共，一個巴基斯坦警官，還有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一些親戚。他對這一點很滿意，因為當時在歐洲根本沒有機會碰到這些人。　　一年以后，卡薩齊回到意大利，在朋友圈受到明星般的歡迎。很多左傾的工人和知識分子都向他發出邀請，讓他講一講中國的實際情況。　　在意大利國家研究中心（CNR）獲得博士學位后，1976年，他再次踏上中國土地，在北京的意大利使館任專員。　　“那是對中國很關鍵的年代。四人幫倒臺，是我們沒有預計到的現象，大家都吃驚不已。用當時的語言說，中國可能要變顏色了。”　　當然，共產黨仍在掌權，但這個國家迅即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改革和開放，物質財富迅速膨脹，思想也隨之解放，自由的氣息一度沖擊著這個古老國度，也沖擊著卡薩齊。　　“我發現很多上世紀70年代認識的人，到1980年代完全變了，完全兩碼事，變化的程度太大了，怎么能忘記之前的態度和看法呢？一部分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不相信文革，所以文革結束后，就顯示了自己的能量。改革開放，符合他們內部的愿望。”卡薩齊說。　　文字與文學　　中學時代，卡薩齊讀了馬可·波羅。　　在歐洲與中國的漫長交往史上，意大利是毫無疑問的先驅。卡薩齊說，古羅馬帝國就與中國有過接觸，中世紀馬可·波羅等一些商人和傳教士都來過中國，那時候的商人文化水平不高，一般沒讀過書，除了馬可·波羅，所以我們現在只記得馬可·波羅。在意大利，1980年代有一個有關馬可·波羅的電視劇，影響很大。因此，馬可·波羅在意大利很有名，但利瑪竇誰都不認識。　　意大利還是最早編輯漢語詞典的歐洲人：在16世紀末，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就制作了第一本歐洲語漢語詞典，利瑪竇還是第一個用西文字體注釋中文讀音的人。一個世紀后，傳教士葉宗賢發明了漢語詞典的詞語排列系統，這個系統仍使用至今。　　卡薩齊說，利瑪竇的辦法很有效，僅僅利用20幾個字母都能記下所有漢字的發音，從技術上看是非常好的開發。他表示，利瑪竇對漢語的總結表達了對漢語言系統的贊嘆，“利瑪竇類比了漢語與拉丁語系的地位。他表示，漢字不單單在中國使用，在亞洲其他國家的語言中也會出現，甚至在語意表達上有類似的地方，這讓西方人很羨慕。由于信仰的關系，拉丁語系和希伯來語，古希臘語一直被認為是‘純美’的語言。（都與圣經有關），由此可見利瑪竇對漢語的評價之高。”　　和他的先輩一樣，卡薩齊也對語言漢字特別感興趣，他的專業一直是語言學。他認為，中國漢代的時候就已經有非常好的詞典《說文解字》，此外還有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書《爾雅》，這非常了不起，要知道，強大的古羅馬帝國也沒有編著詞典。　　1984年，卡薩齊出版了第一步有關中國語言學的著作—《1951-1953年中國語法研究》，兩年后是另外一本《1953-1956年中國語法研究》。隨后，他又陸續出版了《語言學歷史》（1988）、《邇雅的研究歷史》（1996）、《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1994）、《現代中文使用手冊》（1995）。　　2008年，卡薩齊和合作者白玉昆聯合出版《中意大詞典》（第一版2008，第二版2013），這也是最完整的西文編輯的漢語詞典之一。詞典分為上、下兩冊，厚達2000多頁，收錄了10萬詞條，其中也包括如今仍在使用的古詞，以及流行的外來詞和俚語，為學習和研究中國和意大利文化提供了重要工具。　　“中意大詞典是漢語和歐洲語言規模最大的一個詞典之一，兩個人連續工作了10年，由一個政府最近為了省一點錢而關閉的研究中心資助。之前，意大利都沒有類似的參考工具，盡管傳統很光榮。”卡薩齊說。　　他覺得目前的漢語當代性太強，歷史性太薄弱。雖然一般的現代意大利人也忘記不少意大利詞，但新詞在中國特別厲害，因為中國發展特別快。相比之下，意大利的語言還是很保守的。　　“‘易拉寶’這個詞，聽起來很漂亮，但在意大利，就沒有這么一個很漂亮、很有力、很形象的詞來形容這個東西。我們特別希望中國的一個機關每年能出一個新詞名單。有些是流行詞，一會兒就不見了，有些就頑強存在下來。”　　研究了那么多語言學歷史，卡薩齊也承認，文化交流的基礎是要考慮歡迎你文化的這個國家有大的政治文化的要求，你不能違反那個制度。他覺得，漢字拉丁化就是一個例子，不能想象明朝清朝的知識分子都用拉丁文來寫字。　　除了文字，卡薩齊最愛中國的白話古典文學。　　1984年，他出版了《中國方言文學翻譯》。1987年，出版《東方鬼怪：中世紀的中國傳說》。隨后相繼翻譯了《三十六計》、《今古奇觀》、《中國鬼神》、《無聲戲》。　　“白話古典文學的語言很有意思，不是文言也不是普通話。明代清初，中國社會很繁榮、開放、自由，人際關系很開放。跟意大利文學的一些白話古典小說很像，比如薄伽丘。我們也有這個文學傳統，所以可以做個比較。”他說。　　卡薩齊的作品里還有中國明代的一部著名艷情小說《癡婆子傳》。“我的專業是語言學，《癡婆子傳》的語言，特別是性生活詞匯，很值得研究。”他說。　　卡薩齊最喜歡明清筆記，比如《聊齋志異》，最全的外文翻譯是一個20世紀初的意大利醫生，他是慈禧太后的私人醫生，在北京30年，把《聊齋志異》翻譯成很漂亮的意大利文，到現在還是最全的。此外還有《三言二拍》，他現在正嘗試把全部的《三言二拍》翻譯成意大利語。　　漢學　　卡薩齊如今在中國一般會被形容為“漢學家”，不過他似乎對這個稱謂有些不以為然。　　他說，漢學叫sinology，也叫中國學，其實殖民地的感覺很強，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其實應該針對中國的歷史、哲學、經濟等各個方面才對。“中國通”或者“漢學家”現在不太講了。現在歐洲研究古典中國的占少數，研究中國當代性的占多數，這其中研究經濟的多，其他方面少。1970年代，多數歐洲人對中國政治感興趣，現在絕大多數外國人來中國是為了做生意，感興趣的對象不一樣，也會影響漢學的研究目標和方法。　　有關漢學的不同學派，卡薩齊認為，歐洲特別是意大利非常強調歷史和哲學，美國人不怎么強調這些。歐洲的傳統和歷史跟他們不一樣。西方介紹中國的書或者文章，引用中國學者觀點的比例非常低，一般工具書都是非中國的資料，這個現象要改變。另一方面，政治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很強，學術上不一定但相反的方向也有。中國的學術產品應用外國的資料不多。他認為，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是語言隔閡，外國人不懂漢語，中國人不懂外語，另外翻譯很有問題。翻譯好的資料問題很大。一般學習外語的人都純粹關注當代性，只學習當代意大利語，古代的如但丁的作品都不懂。商業化太強，時間一定要快，當翻譯一天幾百塊人民幣，書面翻譯的錢要等到一年才能拿到，如果純粹從商業角度考慮，誰會同意翻譯一本書呢？　　卡薩齊曾經搜集了介紹意大利文化的中國詞，有兩個發現，一個是規范化的程度不高，一個詞很多翻譯，如比薩、披薩、匹薩；另一個問題是，絕大部分詞存在是存在，但沒有進入中國文化，有是有，但沒人用。比較常見的只有咖啡的一些用語如拿鐵、卡普奇諾、瑪奇朵，還有提拉米蘇等，都是跟吃有關的。其他的一些概念僅僅出現在一些誰也不會買的書上。　　對于歐洲中心論還是中國中心論，卡薩齊認為，所有的中心論都不好。“我們應該作為人類來確認我們面對的哪些大問題，環保、人口、貧富差異，等等。怎么解決？當然要聽取所有國家的人的意見，不管是非洲還是亞洲、拉美、歐洲。”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柯馬丁（MartinKern）教授曾表示，西方漢學家其實十分熱衷于表彰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輝，并在國際舞臺上論證其重要性。他的德國同事、慕尼黑大學的葉翰教授（HansvanEss）曾經說過，漢學家的定義就是“中國的朋友”。　　卡薩齊對此不持異議。他說，研究中國的學者對中國都有好感，反對中國的人很少很少。畢竟，作為一個很大的國家，中國有著光榮歷史，社會穩定，沒有內戰，沒有很厲害的宗教沖突。“有人說現在中國社會所有的標準，空氣質量、人際質量、政治管理質量都有問題，跟意大利比較的話，我們情況其實一樣，收入提高方面做得很差。”　　中國形象　　往來中意40年，卡薩齊見證了中國形象在意大利和歐洲的轉變。　　他說，中國文化不管古典還是現代，重要性誰都不否認。一般的意大利人認為中國是個重要的國家，也認為中國是個威脅，比如意大利的紡織業，很多人認為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巨大沖擊。在他看來，這種反感應該通過進一步推廣中國文化來解決，如果一直強調中國是個有力的經濟中心，就會很危險，如果強調中國是個文化的超級大國，就相對容易被人接受。　　事實上，中國已經投入巨資在全球推廣中國文化和形象，卡薩齊這樣的中國研究者也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規模龐大的孔子學院正在各處落地，他們推廣的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中輝煌和強大的部分。與此同時，西方媒體上有關當代中國的報道，充滿批評和質疑，這是另一個中國。　　卡薩齊說，對孔子學院，有些國家害怕，不接受，不過在意大利很受歡迎。他強調，文化這個詞是多方面的，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說，文化是讓人懷疑，不是讓人相信。作為意大利駐外的文化官員，我們現在強調文藝復興是光榮的，但事實上也有很多方面是黑暗的，我們怎么辦？純粹的文化應該考慮兩個方面，光明和黑暗，但現在有一個傾向，只說光明不說黑暗，孔子學院只說光明，結果就是恐怕會失去一定的吸引力。　　因為研究中國的原因，卡薩齊要學習日語，因為日文里有大量有關中國的研究材料。他發現中國的日語教材在方法論上很好，但內容上有問題，比如比較級，中國的日文教科書上舉的例子是“中國比日本大，日本比中國小”。“其實你可以選擇別的例句，沒必要這么說，不必要強調誰好誰，誰大誰小。其實文化沒有優劣，文化是多方面的，所有文化都受到別的文化的影響，沒有例外。特別是意大利，歷史上被所有異族都侵略過，所以我們的文化是開放的。中國其實也是，只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而已。”　　在他看來，很多意大利人沒來過中國，他們的心中其實只有一個中國形象，就是危險的那個。一般意大利人接觸比較多的是華僑，華僑過去大部分是小買賣人，經營餐廳和雜貨店，自然而然在一般人腦海中產生這么個印象—中國人是小商販。但如果你有機會來到上海，從浦東機場進城，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到處都是高樓，完全是一座現代化的城市，思想會一下子發生變化，但沒來過中國的還是那么個印象。過去，由于毛主義的影響，起碼歐洲人都知道中國不管是有錢還是沒錢，都在經歷平均主義，中國人穿的衣服都一樣，雖然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但總有這個印象。而現在的印象就是中國人就知道做買賣，這甚至還沒有平均主義有吸引力，雖然不能說平均主義是好的，但畢竟這是烏托邦，如果你介紹自己是個做買賣的，那肯定不好。一般意大利人覺得中國人是小商人，這個看法是不可接受的，應該盡快改變。　　知識分子與中國挑戰　　卡薩齊也親歷了中國的1980年代，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1980年代中葉思想是很開放的。　　對于知識分子問題，卡薩齊認為，歐洲歷史上知識分子或者文人的身份和立場都是反對性的。歐洲歷史上至少有兩個權力，一個是教皇一個是皇帝，作為文人，要么在教皇一邊，要么在皇帝一邊，比如但丁。知識分子起碼有一個選擇，歐洲政治和文化上最突出的現象是選擇，是兩個極。而中國文人從秦朝到漢代，都是國家的一個官員，官員文人是一個人，傳統完全不一樣。“歐洲知識分子更獨立，或者至少把自己打扮成獨立的。”他笑言。　　他覺得，中國知識分子最突出的特點是中國中心論。在意大利駐上海總領事館擔任文化專員的6年時間內，卡薩齊的任務是介紹意大利文化，他自言會碰到距離感—很多人的反應是，這不是中國的，所以我們不感興趣。　　而且，他敏感地察覺到，有些題目不太好碰，比如死刑。其實，反對死刑的最早的知識分子是意大利人，刑法學家貝卡里亞。1764年，貝卡里亞出版《論犯罪與刑罰》。他從社會契約論角度，論證國家權力有限，以及個人生命神圣，證明死刑之不公平及非必要性，標志死刑廢除論的誕生。“在死刑問題上，意大利在1944年廢除了死刑。貝卡里亞200多年前就提出廢除死刑，我們100多年后才采納他的思想，特別是戰時軍事犯罪的死刑，等到1994才廢除。所以，意大利盡管有這個傳統，但依然等了好長時間才實施。雖然貝卡里亞的書在中國也有，但這個話題沒法和中方交換意見。”他說。　　另外一個敏感話題是民族問題。他說，這個概念在意大利完全不同，意大利民族主義很薄弱，意大利人對民族的認同感很薄弱，意大利作為統一國家的歷史還不到200年。歷史上半島分成很多小國，都是一個族的統治者。“我每次在中國談到民族問題，阻力很大，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好事。因為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來討論，來縮短這個距離，這些立場好像沒法搖動，所以文化交流如果不發生搖動碰撞，就沒多大意思。如果都是我們很好，你們很好，大家都很好，就沒有意義。”　　卡薩齊對流行的“中國模式”和“中國夢”都有相對正面的看法，但亦委婉地提出中肯建議。　　他說，中國模式肯定很好，在僅僅30年中就誕生了那么多百萬富翁，中國也從貧窮國家變成現代國家，這是不可否認的。但他強調，中國也付出了代價，水的質量，空氣的質量，環保問題等等。　　卡薩齊舉了好幾個例子。作為意大利人，他從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一路上兩邊都是房子，而從那不勒斯到羅馬再到米蘭，都是農村和綠化。“哪個對哪個不對不敢說，反正是個區別。”　　讓他自豪的還有，意大利尊重過去的歷史。上世紀60年代是意大利的經濟奇跡時期，紡織業發達，經濟大躍進，很快實現了現代化，意大利現在最大的高速公路還是1960年代建設的，叫太陽公路，從西西里一直到米蘭。　　卡薩齊覺得，上海很好，但問題是到處都是同時代的建筑物，很單調。他住在羅馬中心，每次出門買報紙或者去喝咖啡，會經過從古羅馬帝國到文藝復興到中世紀到現代的所有建筑。這樣得話，在收入不高的人的腦海里也自然產生歷史的概念。“有遠見的人要一定看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歷史感，就會認為當代是最好的，沒有比較。意大利人說，新的東西不一定是好的，好的東西不一定是新的。對歷史的保護意識不一定是博物館館員的事情，而且是整個文化都需要的。”　　他說，意大利的工會力量很強，但他懷疑在中國模式中工會是否有決定性。“在中國的工廠管理中，誰說了算？廠長還是工人？應該通過談判決定。雖然從效率來說，中國模式非常成功，但從其他角度來說，不一定完全好。在意大利，很多中國投資者開工廠，一下子遇到問題，與職工關系不好。他們有點太專制，一定要了解其他地方當地的傳統，得到一個中庸的辦法。”　　卡薩齊總結，中國模式好是好，要看在哪一種環境，否則就是“邯鄲學步”以及“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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